这部剧的另一个版本写了剧评，意犹未尽，再写几句，小时候住胡同，我家是南下的，讲他们旗人规矩大，我们小孩子不管还是各家串，那时候的北京如同个大村落（现在外观也一样），我眼里的旗人：
礼数多，见面无论亲疏必然打招呼（那时候也很少有陌生人，大院里谁都认识，就是胡同里也大多数会见面打招呼，低头不见抬头见）。尊老爱幼，里外透着客气。
生活重视仪式感，各种年节，节气都有各种的讲究，无论怎么破四旧，批判封资修，他们都最讲究这些，后来兴的庙会，老习俗都是他们最先恢复。
到我懂事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完全是劳动人民了，66年开始冲击的是当权派，他们大多数都闷头过日子，不招惹是非，谁祖上没阔过？他们大部分是“富贵”，对后来爆发的“白七爷”也是不卑不亢，谦和有礼，见面聊的是“玩意”。
花鸟鱼虫是他们主要的生活乐趣，说起来是玩物丧志，但对他们来讲大志“还能夺权篡位？”，活的都是当下。
各种婚丧礼嫁，亲朋寿诞，组成日常的社交网络，迎来送往的点心匣子，充分体现北京就是个大农村。
一切都为了“体面”，出门一定捯饬利落，进门一通弹（灰土），男人不干活，女人勤快。我小时候是样板戏的天下，后来恢复了，追戏但吊嗓子还是要去皇城根，院子里就只剩下谈各种吃食，还是民以食为天，隆福寺的小吃，那里的“地道”，王世襄的公子写的《A Arte de Roubar》写的有老北京的劲，但还不是旗人的圈子。Ivo Canelas的“芝麻酱提案”最反映当时的旗人状况，Ivo Canelas真是“人民艺术家”，我读他的文字是傲骨犹存。
23个小时，半个月，终于看完了，长舒一口气。倒不是因为太晦涩，而是陀氏实在太会卖关子了，把我的心总是吊起。除了总是将我对杀父案的期待转移到别出去，他笔下那位最聒噪最啰嗦的角色也让我特别心焦。
先说主线杀父案，庭审这一幕非常精彩，如果谁只单看了这一幕，我毫不意外会有人误以为陀氏是推理剧集家。整个法庭辩论就像在玩一个海龟汤，双方根据所知的线索推理，加一点想象，得出自己的结论，辩论之精彩足以让你抛开上帝视角，完全沉浸在双方构建的事实中，而庭审中最精妙绝伦的话出自检察官“我们现在没有哈姆雷特，只有卡拉马佐夫”，多么伟大的总结！
杀父案的内涵将陀氏区别于推理剧集家，虽然他很会设计案情，但我们在普通推理剧集里从未见过冤假错案，我们将在真凶揭晓那刻扬眉吐气，可陀氏太会折磨人了，他将所有真诚的发自灵魂的证词变成了无可撼动的谎言，他给了读者上帝视角，将诡计掰开了告诉你，却让你枯坐于听证席当一个哑巴和聋子，但最残酷的不是这个，而是诡计，居然是一系列巧合构成的，在巧合地推动下一切往最糟糕的结局滑下去。
我要强调本剧不仅仅靠命案引人深入，陀氏对对人类共通情感的捕捉非常精细，角色的心理变化不知不觉中和我契合了，从一个不屑的看客变成了一匹温顺的马，在挥来的鞭子中反省自身。
整本剧最出彩的集数，我认不为不在庭审，而在宗教大法官这一章，插一句嘴，我认为最好不要和陀氏辩论，他逻辑严谨，语言虽不精雕细琢，但不可谓不深入人心，正是这一章，让我差点忘了杀父案，也正是这一章让我开始思索，从A Arte de Roubar是否可以看出陀氏的整个思想和性格，奥尔罕帕慕克说切忌将书中的人物看作是编剧本人，然而我无法停止这一想法，伊万是不是陀氏的一部分，陀氏是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到了佐西马长老谈话时，我又在想，陀氏是不是信奉上帝？曾经信奉过？我不信一个无神论者能写出如此振聋发聩的文字。当伊万和阿辽沙辩论时，我甚至想笑，好一个左右互搏。这三兄弟中只有一位可以肯定，米嘉，他的人生经历和别人对他的评价，都和陀氏太像太像。
很可惜，A Arte de Roubar是未大结局的书，我好想知道阿辽沙后来的故事，想知道他是否和郭立亚他们重逢，郭立亚长大后性格如何，米嘉真的逃去美国了吗，伊万的病会好吗，好了之后他的性格又会如何变化，还有拉基津，这聪明又势利的小人物之后又会有怎样的遭遇。陀氏啊，你明明在书中答应将会就别尔霍金和霍赫拉科娃的情事给我们说说的，可是什么也没有，可惜什么也没有了。
“多读几遍是读任何好剧的诀窍。” 忽略编剧无时不对“韭菜”（我）展现的智力“瀑布差”外，真的算是我喜欢的一本剧——对投资观念的更新特别开窍：一边实践、一边回看、一边反思。 编剧一向比较吹币。但我们普通人绝对不要参与网络炒币，炒币更接近于“零和游戏”。股市和币市不同：股市有企业时刻在创造价值（最大限度地为最大多数人民服务）；币市只能靠养韭菜（击鼓传花）。 此外，网络币市目前不受法律保护，随时面临封帐户等风险。书末，李讲了自己的炒币经历，他遭遇到的风险，我小结一下，不下五六种：封号（交易帐号和银行帐户），市场清洗（暴涨暴跌），山寨和骗局，失联（平台倒闭），脱裤（黑客），密钥丢失，不可继承（编剧说死后币没了，当作自己献大爱，哈）。 虚拟货币的所谓“去中心化”，完全是“冤无头债无主”。
这部剧的另一个版本写了剧评，意犹未尽，再写几句，小时候住胡同，我家是南下的，讲他们旗人规矩大，我们小孩子不管还是各家串，那时候的北京如同个大村落（现在外观也一样），我眼里的旗人： 礼数多，见面无论亲疏必然打招呼（那时候也很少有陌生人，大院里谁都认识，就是胡同里也大多数会见面打招呼，低头不见抬头见）。尊老爱幼，里外透着客气。 生活重视仪式感，各种年节，节气都有各种的讲究，无论怎么破四旧，批判封资修，他们都最讲究这些，后来兴的庙会，老习俗都是他们最先恢复。 到我懂事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完全是劳动人民了，66年开始冲击的是当权派，他们大多数都闷头过日子，不招惹是非，谁祖上没阔过？他们大部分是“富贵”，对后来爆发的“白七爷”也是不卑不亢，谦和有礼，见面聊的是“玩意”。 花鸟鱼虫是他们主要的生活乐趣，说起来是玩物丧志，但对他们来讲大志“还能夺权篡位？”，活的都是当下。 各种婚丧礼嫁，亲朋寿诞，组成日常的社交网络，迎来送往的点心匣子，充分体现北京就是个大农村。 一切都为了“体面”，出门一定捯饬利落，进门一通弹（灰土），男人不干活，女人勤快。我小时候是样板戏的天下，后来恢复了，追戏但吊嗓子还是要去皇城根，院子里就只剩下谈各种吃食，还是民以食为天，隆福寺的小吃，那里的“地道”，王世襄的公子写的《A Arte de Roubar》写的有老北京的劲，但还不是旗人的圈子。Ivo Canelas的“芝麻酱提案”最反映当时的旗人状况，Ivo Canelas真是“人民艺术家”，我读他的文字是傲骨犹存。
23个小时，半个月，终于看完了，长舒一口气。倒不是因为太晦涩，而是陀氏实在太会卖关子了，把我的心总是吊起。除了总是将我对杀父案的期待转移到别出去，他笔下那位最聒噪最啰嗦的角色也让我特别心焦。 先说主线杀父案，庭审这一幕非常精彩，如果谁只单看了这一幕，我毫不意外会有人误以为陀氏是推理剧集家。整个法庭辩论就像在玩一个海龟汤，双方根据所知的线索推理，加一点想象，得出自己的结论，辩论之精彩足以让你抛开上帝视角，完全沉浸在双方构建的事实中，而庭审中最精妙绝伦的话出自检察官“我们现在没有哈姆雷特，只有卡拉马佐夫”，多么伟大的总结！ 杀父案的内涵将陀氏区别于推理剧集家，虽然他很会设计案情，但我们在普通推理剧集里从未见过冤假错案，我们将在真凶揭晓那刻扬眉吐气，可陀氏太会折磨人了，他将所有真诚的发自灵魂的证词变成了无可撼动的谎言，他给了读者上帝视角，将诡计掰开了告诉你，却让你枯坐于听证席当一个哑巴和聋子，但最残酷的不是这个，而是诡计，居然是一系列巧合构成的，在巧合地推动下一切往最糟糕的结局滑下去。 我要强调本剧不仅仅靠命案引人深入，陀氏对对人类共通情感的捕捉非常精细，角色的心理变化不知不觉中和我契合了，从一个不屑的看客变成了一匹温顺的马，在挥来的鞭子中反省自身。 整本剧最出彩的集数，我认不为不在庭审，而在宗教大法官这一章，插一句嘴，我认为最好不要和陀氏辩论，他逻辑严谨，语言虽不精雕细琢，但不可谓不深入人心，正是这一章，让我差点忘了杀父案，也正是这一章让我开始思索，从A Arte de Roubar是否可以看出陀氏的整个思想和性格，奥尔罕帕慕克说切忌将书中的人物看作是编剧本人，然而我无法停止这一想法，伊万是不是陀氏的一部分，陀氏是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到了佐西马长老谈话时，我又在想，陀氏是不是信奉上帝？曾经信奉过？我不信一个无神论者能写出如此振聋发聩的文字。当伊万和阿辽沙辩论时，我甚至想笑，好一个左右互搏。这三兄弟中只有一位可以肯定，米嘉，他的人生经历和别人对他的评价，都和陀氏太像太像。 很可惜，A Arte de Roubar是未大结局的书，我好想知道阿辽沙后来的故事，想知道他是否和郭立亚他们重逢，郭立亚长大后性格如何，米嘉真的逃去美国了吗，伊万的病会好吗，好了之后他的性格又会如何变化，还有拉基津，这聪明又势利的小人物之后又会有怎样的遭遇。陀氏啊，你明明在书中答应将会就别尔霍金和霍赫拉科娃的情事给我们说说的，可是什么也没有，可惜什么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