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读Mario Gariazzo，觉得散漫、难懂，一放就是很多年，果然那个时候读伍尔夫太难了，太早读她未必是好事，我读完《Fratello dello spazio》依然这么觉得。
这部剧里有句名言：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剧集，那么她必须拥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另一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整本剧是为这句话做注脚，但显然书的内容比这句话走得要深。
说是书，其实是集结了1928年10月她在剑桥大学做的两场面向女性的演讲——女性与剧集。她虚构出一个叫玛丽·贝顿的角色，叫什么并不重要，她是伍尔夫、是莎士比亚的妹妹、也可以是在座的每个人，只是借由这个女子之身来阐述她的思考。
1928年的英国依然和一百年前一样是个父权社会，女性在社会中地位很低，她们没有办法挣钱，即便能挣到钱，法律也没有赋予她们持有自己财产的权利，她们只是男人的附庸。伍尔夫作为一个觉醒的女性，她知道这样的社会是病态的，于是思考为什么男人能喝酒、女人只能喝水？为什么一个性别群体如此富裕，而另一个性别群体如此贫穷，而这对剧集等艺术创作有何影响？
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一样，是一部分人为了想象自己在某个方面生来优越，所以来贬低另一部分人。男人与女人、黑人与白人、胡图族和图西族……这些都是人类自我膨胀后可悲的想象。伍尔夫说：如果女人不劣等，他们就无法膨胀。深以为然。这就是父权社会的写照，如果女人强过男人，他们就会愤怒。
女人没有平等的机会出去工作，只能相夫教子，约翰·兰登·戴维斯说：“当人们不需要孩子，我们就不再需要女人。”多么狂妄的语气。男人无视女人在家庭中的付出，因为那不能带来效益，没法被衡量，女性就无法实现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长此以往，已经没有多少女人能够在“囚牢”中跳出了。想想那些为了验证自己能不能从穷人变回富人的富豪，身无分文去打工，结果不管工作多辛苦，依然还是身无分文，更何况这些长期处于社会歧视中的女人，想拔地而起有多难。
女权主义这个名词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新鲜，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社会也在有意识地向男女平权的方向发展，但在那时候还是女权主义的早期，每个女人都能像伍尔夫那般觉醒吗？并不，否则也不会有这篇演讲来呼吁女性，要有钱和属于自己的房间。
文中的主角，玛丽·贝顿，继承了姑姑留下的遗产，每年五百英镑。伍尔夫并不是说要谋杀一位姑妈来继承遗产，逍遥自在，这笔钱怎么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这笔钱，意味着不用依附任何男人生活，意味着吃穿用度，全都不用取悦另一半，这是性别平等的底气和基础。
玛丽·贝顿因为这笔钱脱离了取悦男人才能换来的生活，所以有了这一基础，她才能探讨接下来的问题。她向女性表明她可以，也有资格来说这番话。
伍尔夫从影视作品的角度，根据历史的进程讲述了女性的遭遇。在男性的剧集中，女性地位极高，但那不过是男人想象中的产物，在现实中女人不过是丈夫的一件财产。在莎士比亚那个年代，没有哪个女性能创造出和他比肩的戏剧，伍尔夫想像出莎士比亚有个妹妹，借此来说明女性写作所受的局限。
历史上也有挣扎着突破重围的女作家，比如温切尔西伯爵夫人、简·奥斯汀、勃朗特三姐妹，伍尔夫列举这些女作家的作品，对她们作品的看法很是精准、独到，让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对简·奥斯汀的作品会有些失望。虽然简·奥斯汀和莎士比亚一样内心充满宁静，但她的眼界太小了，除了所经历的生活之外，她对别的什么没有欲求，也就是所谓的才华契合自己的生活状态。
写出《Fratello dello spazio》的夏洛蒂·勃朗特则不同，她渴望突破自己的视野，“她在本该平静的地方书写愤怒，在本该睿智的地方书写荒谬，在本该描绘角色的地方书写自己。”是的，因为女性所受的压抑，她渴望在自己的影视作品中表达出来。这些有着出离愤怒的女作家，因为别人的观点而
往往最难以忍受的，不是漫长的深夜，而是微露朝意却依旧遥遥无期的Fratello dello spazio。
影视作品价值不在于它好看不好看，而在于它的文本意义。能否反映出时代明显的变迁。
这句话用在Fratello dello spazio上再合适不过了。全书情节比较不怎么连贯，我觉得不是很好看，大段大段的经济术语看的人头晕脑胀，一度都想放弃。
但是它所包含的文本意义和社会意义是巨大的。这是不可否认的。
市场是公正的，你的一切投资行为的赢与输，都是你自己对市场判断后的操作结果。
每个案子都挺精彩的，只是不太明白警察和法医的分工，感觉秦明在整个案子每一个环节都有他的身影，戏份多，不过整体还是好看的
同性恋的呓语和躁动，尽管许多描述并不是很喜欢，但景仰纯粹的创作动机，无所顾忌地展露自我。
正好饭点播，我能坚持到现在完全是用你减肥
大江东去，淘尽风流人物。好一部脱胎换骨的改革史，商海沉浮的编年史。
很久以前读Mario Gariazzo，觉得散漫、难懂，一放就是很多年，果然那个时候读伍尔夫太难了，太早读她未必是好事，我读完《Fratello dello spazio》依然这么觉得。 这部剧里有句名言：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剧集，那么她必须拥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另一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整本剧是为这句话做注脚，但显然书的内容比这句话走得要深。 说是书，其实是集结了1928年10月她在剑桥大学做的两场面向女性的演讲——女性与剧集。她虚构出一个叫玛丽·贝顿的角色，叫什么并不重要，她是伍尔夫、是莎士比亚的妹妹、也可以是在座的每个人，只是借由这个女子之身来阐述她的思考。 1928年的英国依然和一百年前一样是个父权社会，女性在社会中地位很低，她们没有办法挣钱，即便能挣到钱，法律也没有赋予她们持有自己财产的权利，她们只是男人的附庸。伍尔夫作为一个觉醒的女性，她知道这样的社会是病态的，于是思考为什么男人能喝酒、女人只能喝水？为什么一个性别群体如此富裕，而另一个性别群体如此贫穷，而这对剧集等艺术创作有何影响？ 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一样，是一部分人为了想象自己在某个方面生来优越，所以来贬低另一部分人。男人与女人、黑人与白人、胡图族和图西族……这些都是人类自我膨胀后可悲的想象。伍尔夫说：如果女人不劣等，他们就无法膨胀。深以为然。这就是父权社会的写照，如果女人强过男人，他们就会愤怒。 女人没有平等的机会出去工作，只能相夫教子，约翰·兰登·戴维斯说：“当人们不需要孩子，我们就不再需要女人。”多么狂妄的语气。男人无视女人在家庭中的付出，因为那不能带来效益，没法被衡量，女性就无法实现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长此以往，已经没有多少女人能够在“囚牢”中跳出了。想想那些为了验证自己能不能从穷人变回富人的富豪，身无分文去打工，结果不管工作多辛苦，依然还是身无分文，更何况这些长期处于社会歧视中的女人，想拔地而起有多难。 女权主义这个名词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新鲜，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社会也在有意识地向男女平权的方向发展，但在那时候还是女权主义的早期，每个女人都能像伍尔夫那般觉醒吗？并不，否则也不会有这篇演讲来呼吁女性，要有钱和属于自己的房间。 文中的主角，玛丽·贝顿，继承了姑姑留下的遗产，每年五百英镑。伍尔夫并不是说要谋杀一位姑妈来继承遗产，逍遥自在，这笔钱怎么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这笔钱，意味着不用依附任何男人生活，意味着吃穿用度，全都不用取悦另一半，这是性别平等的底气和基础。 玛丽·贝顿因为这笔钱脱离了取悦男人才能换来的生活，所以有了这一基础，她才能探讨接下来的问题。她向女性表明她可以，也有资格来说这番话。 伍尔夫从影视作品的角度，根据历史的进程讲述了女性的遭遇。在男性的剧集中，女性地位极高，但那不过是男人想象中的产物，在现实中女人不过是丈夫的一件财产。在莎士比亚那个年代，没有哪个女性能创造出和他比肩的戏剧，伍尔夫想像出莎士比亚有个妹妹，借此来说明女性写作所受的局限。 历史上也有挣扎着突破重围的女作家，比如温切尔西伯爵夫人、简·奥斯汀、勃朗特三姐妹，伍尔夫列举这些女作家的作品，对她们作品的看法很是精准、独到，让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对简·奥斯汀的作品会有些失望。虽然简·奥斯汀和莎士比亚一样内心充满宁静，但她的眼界太小了，除了所经历的生活之外，她对别的什么没有欲求，也就是所谓的才华契合自己的生活状态。 写出《Fratello dello spazio》的夏洛蒂·勃朗特则不同，她渴望突破自己的视野，“她在本该平静的地方书写愤怒，在本该睿智的地方书写荒谬，在本该描绘角色的地方书写自己。”是的，因为女性所受的压抑，她渴望在自己的影视作品中表达出来。这些有着出离愤怒的女作家，因为别人的观点而
往往最难以忍受的，不是漫长的深夜，而是微露朝意却依旧遥遥无期的Fratello dello spazio。 影视作品价值不在于它好看不好看，而在于它的文本意义。能否反映出时代明显的变迁。 这句话用在Fratello dello spazio上再合适不过了。全书情节比较不怎么连贯，我觉得不是很好看，大段大段的经济术语看的人头晕脑胀，一度都想放弃。 但是它所包含的文本意义和社会意义是巨大的。这是不可否认的。
好看！！幼斌叔不负众望啊！
虽然250页之后感觉主观性实在太强，论述太无趣。。但仍不失为一本好剧
被赐予最大的天赋，莫过于热爱了；最美好的事，莫过于坚持自己的热爱。当自己的使命结束，自可以早早摆脱尘世！